林锋:“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及《资本论》的关系

选择字号: ? 本文共阅读 176 次 更新时间:2019-09-08 00: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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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锋 ?

   内容提要:西方学界曾流行一种论调,认为马克思创作于其晚年最后时期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了他思想倾向的一个重大变化:放弃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立场和《资本论》创作,转向实证科学性质的“人类学研究”,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科学的人类史观。我国某些学者附和西方学者的论调,同样认为笔记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原有立场的“修正”和“超越”,《资本论》及经济学研究在晚年马克思的学术活动中已“边缘化”或退居次要地位。上述论调不符合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真实情况。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唯物史观仍是晚年马克思最基本的学术立场,《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仍在晚年马克思学术活动的基本框架内,他从未放弃《资本论》创作及经济学研究。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驳斥西方学者炮制的“两个马克思”对立的神话。

   关 键 词:“人类学笔记” ?唯物史观 ?《资本论》

  

   “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的关系,是西方学界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上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核心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西方学界曾流行所谓“‘人类学笔记’是对马克思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经济学研究的‘否定’和‘超越’”的论调。一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创作于其晚年最后时期的“人类学笔记”表明了他晚年历史哲学思维的“重大变革”和“飞跃”,笔记中的新思想、笔记所体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观点是相互矛盾的,前者对后者而言,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超越”。①国内某些研究者持相似的看法,认为笔记相对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言,意味着重大的修正或超越。这种“修正”“超越”尤其表现在,晚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抛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原理。有些西方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中晚年时期对经济学研究及《资本论》的兴趣逐渐衰退,最终放弃了《资本论》的创作,转向了“经验人类学研究”。一些国内学者附和上述论调,也认为马克思晚年因其对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兴趣,将《资本论》经济学研究放在了次要或从属地位。事实上,所谓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与他先前创立的唯物史观之间的“根本对立”,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所谓“超越”,不过是某些西方学者及一部分附和西方论调的国内学者基于不准确的理解而炮制出来的“伪问题”“假问题”。要推翻这种流行论调,揭示其“谬误性”,必须紧紧地围绕和依据“人类学笔记”的文本,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学分析及相关的比较研究,来回应和驳斥西方关于“人类学笔记”及其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流行见解。在本文中,笔者借助于自己多年从事(关于马克思笔记的)文本学研究及对笔记与唯物史观着作的比较研究,提出若干“证据”,以证伪所谓“笔记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前者是对后者的超越”的西方学界流行说法。此外,笔者还依据一些重要的事实或证据,对所谓“‘人类学笔记’表明马克思对《资本论》及其经济学研究的兴趣衰退”“晚年马克思放弃《资本论》创作及经济学研究”的说法予以正面回应和驳斥。在本文看来,澄清“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资本论》的真实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从事这项学术工作,有助于还原马克思思想史的真相,深刻认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贯性、一以贯之性,驳斥西方学界炮制的“两个马克思”(即“人类学笔记”所体现的“老年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特征的“中年马克思”)对立的神话。客观地说,“人类学笔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资本论》经济学研究之间,绝不是相互矛盾、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关系。

  

   一、“人类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原理的验证与运用:若干重要证据

  

   笔者首先考察和辨析“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驳斥西方学界所谓“‘人类学笔记’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与超越”的论调。在此,笔者提出两个强有力的证据,作为对西方学界流行见解的一种直接回应。

   第一,马克思对摩尔根及其研究原始社会的名着《古代社会》予以了高度赞扬,而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摩尔根的历史观在许多方面倾向于唯物史观的学术立场,他从事的人类学实证研究证实了唯物史观不少原理的“科学性”。众所周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序言》中谈到,“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②。很明显,马克思对人类学家摩尔根的高度欣赏和赞扬,绝不是无缘由、莫名其妙的欣赏和赞扬。这种“欣赏”“赞扬”,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对其原始社会研究的“科学性”的认同,不过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是摩尔根对唯物史观原理强烈的“倾向性”、他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不少基本问题上的“不谋而合”“一致性”。事实上,马克思正是基于他与摩尔根在历史观不少重要问题上认识的“一致性”及这种“一致性”所导致的情感上的“亲近性”,来高度赞扬、欣赏摩尔根的学术研究的。这恰恰证明:先前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根本没有被马克思所抛弃或修正,唯物史观仍然是晚年马克思最基本的学术立场。此外,恩格斯在上述说明中清楚无误地提示读者,晚年马克思曾有一个重大的“哲学研究计划”(联系唯物史观观点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这成了他未能完成的“学术遗愿”,恩格斯则以马克思这一“遗愿”的“执行者”自居。③这同样有力地证明,晚年马克思并未放弃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他甚至还打算以唯物史观为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从哲学高度阐释摩尔根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揭示其“学术意义”,验证和发展唯物史观相关原理。

   第二,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直接运用或表达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较之上述证据,这一“文本学证据”的“说服力”更加显着,是对西方流行论调的“科学性”的有力否定。笔者举出若干典型的例证。

   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用物质原因来说明精神现象,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特征,堪称唯物史观思维方式的基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征鲜明地体现于晚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④中,针对柯瓦列夫斯基“用一种精神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精神现象”⑤的做法,马克思鲜明地提出了批评,他在摘录柯氏原着的相关表述时,特意加了一个注释:“为什么意识在这里起着causa efficiens{动因}的作用,而不是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这种“实际的空间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性因素——引者注)起着这种作用呢?”⑥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晚年究竟是基于什么立场,基于什么思维方式,来批评、质疑柯瓦列夫斯基的。显然,他是基于彻底的、高度自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基于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来批评柯氏的。在马克思看来,不能像柯瓦列夫斯基那样,停留在问题的表面,用一种精神现象来解释另一种精神现象,而应揭示和深究被柯氏视为原因的那种精神现象(即“氏族各支系血亲意识的削弱”)背后的、构成这种精神现象之深刻根源的物质性原因,这种物质性的原因、现象(即“随着氏族分为支系而必然发生的实际的空间划分”)才是氏族各支系、分支萌生“调整自己的财产关系,增强经济独立性”之愿望的“更深刻”、更具“本原性”的原因。根据上述文本学分析,想必读者已能充分理解和认可这一点:“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中的马克思,是一个自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思维方式的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便已奠定的这一唯物史观最为基本的原理,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并未消失或被“修正”。这一点毋庸置疑。

   笔者再举一例。众所周知,强调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本原性”“决定性”,充分肯定国家等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依附性,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显着特征。关于这一点,恐怕没有哪位学者会提出异议。早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提出并论证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结论。⑦后来他始终坚持这一基调,强调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从属性,这成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众所周知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特征是否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消失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马克思晚年对英国人类学家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所作的读书笔记(系马克思晚年所作的5个“人类学笔记”之一)中,他就以一种鲜明的方式,再次声明了唯物史观的上述立场。他批判了梅恩夸大道德因素对政治国家之作用的唯心史观倾向,以笔记中罕有的大量笔墨,分析了国家的经济根源,针锋相对地指出:“国家的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独立的存在本身,不过是表面的,所有各种形式的国家都是社会身上的赘瘤;正如它只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出现一样,一当社会达到迄今尚未达到的阶段,它也会消失。先是个人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人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人本身就是阶级的个人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⑧在这段引文中,晚年马克思宣布,“经济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这无疑又一次强调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对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依附性,再次肯定了经济因素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和前提。试问:马克思这里所表达的见解,不正是他先前的唯物史观关于国家与经济因素、经济基础之关系的基本立场吗?至少我们可以完全自信地宣布,在政治国家与经济基础、经济因素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立场始终如一,“人类学笔记”与他先前的唯物史观,二者在立场上并无“根本性”“原则性”的差异。

  

   二、马克思如何看待血缘亲属关系与物质生产、经济因素的关系

  

   为澄清“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的真实关系,驳斥学界的错误流行见解,很有必要回应和辨析某些国内学者提出的“晚年马克思在其‘人类学笔记’中充分注意到了‘血缘亲属关系’的特殊重要作用,从而抛弃了传统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原理”的说法。必须承认,这一说法带有相当的迷惑性和误导性,容易在读者中激起某种认同。不作必要的回应和说明,所谓“‘人类学笔记’与唯物史观对立说”就仍有其存在的“学术空间”(即学术上的“庇护所”),笔者很难完全说服持不同意见者。

在对上述论调进行质疑前,笔者首先肯定这一说法的某种“合理性”。的确,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充分意识到: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是联结原始人的主要纽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不过,在他的理解中,“物质生产”“经济因素”与“血缘亲属关系”之间,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关系(如某些国内学者所误解的那样),而是“紧密结合”“并行不悖”“有机统一”的关系。在晚年马克思那里,承认“血缘亲属关系”在原始社会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它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中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物质生产是原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因素在原始社会及其发展中起最终的决定作用”的事实。在他看来,二者并不矛盾。血缘亲属关系只影响和制约物质生产这种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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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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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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